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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雞鴨倒提而論及“買辦”問題__魯迅與廖沫沙

                      時間:2020-05-29 名人故事 聯系我們

                      由雞鴨倒提而論及“買辦”問題__魯迅廖沫沙

                      由雞鴨倒提而論及“買辦”問題——魯迅與廖沫沙

                      廖沫沙(1907—1991),雜文家、報刊編輯家。原名廖家權,筆名林默、野容、達伍、熊飛、易庸、懷湘、繁星等。湖南長沙人。1922年入長沙師范學校學習,畢業后在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系旁聽。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任《遠東日報》編輯,不久,加入“左聯”。1938年至抗戰勝利前歷任湖南《抗戰日報》編輯主任、桂林《救亡日報》編輯、重慶《新華日報》編輯主任。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教育部長、市政協副主席。長期從事新聞宣傳工作。1961年《人民日報》曾為他和夏衍等人開《長短錄》雜文專欄;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半月刊雜志曾為他和鄧拓吳晗開辟《三家村札記》雜文專欄。1966年5月他和鄧、吳三人被錯定為“三家村反黨集團”,遭到殘酷迫害,直至1979年2月才得以平反昭雪。代表作有《分陰集》《余燼集》《紙上談兵錄》等。1986年出版《廖沫沙文集》4卷。廖沫沙是“三家村”成員中唯一逃過文化大革命死亡劫難的幸存者。1991年12月27日因病逝世。

                      1934年7月,魯迅以“公汗”為筆名,發表了一篇雜感《倒提》[1],文章六百余字,為了不致產生理解上的歧義,我照抄如下:

                      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動物的,倒提著雞鴨走過租界就要辦。所謂辦,雖然也不過是罰錢,只要舍得出錢,也還可以倒提一下,然而究竟是辦了。于是有幾位華人便大鳴不平,以為西洋人優待動物,虐待華人,至于比不上雞鴨。

                      這其實是誤解了西洋人。他們鄙夷我們,是的確的,但并未放在動物之下。自然,雞鴨這東西,無論如何,總不過送進廚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順提也何補于歸根結蒂的運命。然而它不能言語,不會抵抗,又何必加以無益的虐待呢?西洋人是什么都講有益的。我們的古人,人民的“倒懸”之苦是想到的了,而且也實在形容得切帖,不過還沒有察出雞鴨的倒提之災來,然而對于什么“生刲驢肉”“活烤鵝掌”這些無聊的殘虐,卻早經在文章里加以攻擊了。這種心思,是東西之所同具的。(www.ytxjwl.com)但對于人的心思,卻似乎有些不同。人能組織,能反抗,能為奴,也能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淪為輿臺,自由解放,便能夠獲得彼此的平等,那運命是并不一定終于送進廚房,做成大菜的。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愛憐,所以西崽打叭兒,則西崽被斥,平人忤西崽,則平人獲咎,租界上并無禁止苛待華人的規律,正因為我們該自有力量,自有本領,和雞鴨絕不相同的緣故。

                      然而我們從古典里,聽熟了仁人義士,來解倒懸的胡說了,直到現在,還不免總在想從天上或什么高處遠處掉下一點恩典來,其甚者竟以為“莫作亂離人,寧為太平犬”,不妨變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嘆不如租界的雞鴨者,也正有這氣味。

                      這類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懸的,而且雖在送往廚房的時候,也無人暫時解救。這就因為我們究竟是人,然而是沒出息的人的緣故。

                      我理解,魯迅表達了這樣幾層意思:一、外國人未必把中國人看得不如雞鴨。二、雞鴨只有一種命運,那就是“無論如何,總不過送進廚房,做成大菜而已”。人則不同,人既可能淪為奴隸,任人宰割,也可能經過抗爭,“便能夠獲得彼此的平等”。三、中國的某些人,寧愿忍受動物的境遇,把自己看作動物或不如動物的人,“其甚者竟以為‘莫作亂離人,寧為太平犬’,不妨變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嘆不如租界的雞鴨者,也正有這氣味”。四、魯迅認為,要擺脫“倒懸”的命運,不能等“仁人義士”來解“倒懸”,不能“總在想從天上或什么高處遠處掉下一點恩典來”,而要靠自己解救自己,不能把自己當作動物或動物不如的東西,比如“太平犬”之類。否則,那倒真的有了動物一樣被宰殺的結局。

                      魯迅從動物的命運而談及中國人的命運,暴露了國民中的奴性心態,再度批判傳統的恩賜觀點,要中國人自強自立,以平等的姿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自以為我以上的理解是符合原文的意思的,因為原文說得明明白白。

                      魯迅的文章一發表就遭到廖沫沙(他發表文章時署名“林默”)的誤解。

                      林默的文章叫《論“花邊文學”》[2],發表在攻擊魯迅最烈的《大晚報》上。雖然廖沫沙自己也是個典型的“雜感家”,但他在文中還順勢否定所有雜感,認為“頗盡了八股的能事的”,“雖然不痛不癢,卻往往滲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他把這種文章名之曰“花邊文學”。“花邊文學家的嘴和筆怎能蒙混過去呢?”廖沫沙預言,“花邊體”的文章,“相去不遠,就將有人來唾棄他的”,“花邊文學”不論形式或內容,這類“走入鳥道以后的小品文變種”,“有流傳不下去的一天罷”!

                      廖沫沙是這樣理解魯迅的文章的:

                      這意思極明白,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華人放在雞鴨之下,自嘆不如雞鴨的人,是誤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這種優待,不應該再鳴不平。第三是他雖也正面的承認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實在是說明西洋人為尊重華人起見,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進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從“古典”來證明這是華人沒有出息。

                      廖沫沙不是沒有閱讀能力的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讀的,怎么會讀出這樣的結論來!若不是出于別的什么動機,我只能說他當年在閱讀這篇文章時,一時昏了頭腦。也許,他寫這篇文章時正在發高燒?也未可知。從這種他自以為是的結論出發,接著,他便用惡毒的腔調攻擊魯迅:

                      上海的洋行,有一種幫洋人經營生意的華人,通稱叫“買辦”,他們和同胞做起生意來,除開夸說洋貨如何比國貨好,外國人如何講禮節信用,國人是豬玀,該被淘汰以外,還有一個特點,是口稱洋人曰:“我們的東家”。我想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氣,大抵不出于這般人為他們的東家而作的手筆。因為第一,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氣;第二,他們往往贊成西洋人(也就是他們的東家)統治中國,虐待華人,因為中國人是豬玀;第三,他們最反對中國人懷恨西洋人。抱不平,從他們看來,更是危險思想。

                      文章下結論說,《倒提》代西洋人辯護,作者當然是“買辦”了!在廖沫沙的眼里,魯迅成了稱國人為“豬玀”的“買辦”了,成了洋人的走狗了。

                      廖沫沙對魯迅的原文根本就沒有讀懂,他閉了右眼,鼓著左眼,只憑著革命的意氣,憤怒聲討他的“假想敵”。也許魯迅覺得不值一駁?對廖沫沙的叫罵,雖然“百感交集”,但沒有直接答復,只是在兩周后,寫作《玩笑只當它玩笑》時,署名為“康伯度”,即英語“買辦”,作為一種回敬。文章本意在表明關于中國語法里要加些歐化的主張,不料又引出一個叫“文公直”的公開信,給他加上出賣民族,“為西人侵略張目的急先鋒(漢奸)”的罪名。在編這一年的雜文集時,魯迅移用廖沫沙所贈的惡謚,就命名為“花邊文學”。在《序言》中,他把“林默”和“文公直”稱為“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的攻擊”,魯迅說:“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使我的戰友看得頭疼;二,因為‘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其實并無足取。至于我們的意見不同之處,是我以為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他卻以為應該待我們比雞鴨優,我在替西洋人辯護,所以是‘買辦’。”1935年2月7日,在致曹靖華的信中,魯迅又提到了這件事:“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報》上作文,說我的短評是買辦意識,后來知道這文章其實是朋友做的,經許多人的質問,他答說已寄信給我解釋,但這信我至今沒有收到。”1936年1 月7日,在致徐懋庸的信中,魯迅說:“年底編舊雜文,重讀野容,田漢的兩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野容”即廖沫沙。魯迅多次把紹伯(田漢)和林默的名字掛在一起。1934年12月18日,他寫信給楊霽云說:“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因為防不勝防。例如紹伯之流,我至今還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為了防后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后,格外費力。”

                      對“買辦”諸問題,廖沫沙也有解釋,1985年《新文學史料》載文《廖沫沙的風雨歲月》,廖說“誤傷”魯迅是當時歷史環境造成,自己不知所傷者是魯迅,他并沒有把他尊敬的魯迅當敵人,只是把魯迅的文章當“敵人”,文章發表后即由黨組織派去做秘密工作,后又離開上海,直到1938年看到《魯迅全集》才知真相。

                      這種說法,與魯迅1935年2月7日致曹靖華的信有矛盾,從魯迅的信看,魯迅知道“這文章其實是朋友做的”,而這個“朋友”也知道“公汗”是魯迅,“經許多人的質問,他答說已寄信給我解釋”,只是魯迅沒有收到這封信而已。如果廖沫沙不知道是魯迅,就沒有寫信給魯迅解釋之說。他到底知不知道“公汗”即魯迅?他有沒有寫信向魯迅解釋?這里,我無法判斷廖沫沙是否誠實。

                      如果廖沫沙認為自己的觀點是對的,是不是魯迅,又有什么關系呢?如果廖沫沙的觀點不對,那么,他對自己的惡意攻擊,哪怕攻擊的不是魯迅,而是真實存在的一般作者“公汗”,是不是也應該有所說明?

                      【注釋】

                      [1]《魯迅全集·花邊文學》。

                      [2]發表于1934年7月3日《大晚報》,作為附錄收入《魯迅全集》第5卷。本文所引廖沫沙言論,除特別指明外,均出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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