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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釣魚島爭端中的美國因素_時事熱點問題聚焦

                      時間:2020-10-22 百科知識 聯系我們
                      中日釣魚島爭端中的美國因素_時事熱點問題聚焦

                      一、歷史上美國對釣魚島問題的不公正介入

                      釣魚島在地質結構上是臺灣的附屬島嶼,因此應該包括在1895年5月《馬關條約》生效后割讓給日本的領土之列。但是,由于同年1月14日日本內閣會議已秘密決定把釣魚島據為己有并劃歸其沖繩縣管轄,因此在辦理臺灣及附屬島嶼交割時,日方以“附屬島嶼太多且許多無名稱,具體列出難免漏掉一些以致中日皆失去它們”為由拒絕了中方提出的具體列出釣魚島等附屬島嶼名稱的主張。顯然,日本企圖強化此前它把釣魚島與臺灣切割而與沖繩綁在一起的盜竊行為并使之“合法化”。日本這一瞞天過海的騙術連同4個月前濫用國際法之“先占”原則竊據釣魚島的做法,當然不能成為它日后否認釣魚島是臺灣附屬島嶼因而是中國固有領土的法理依據。日本二戰戰敗投降后,根據一脈相承的《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書》,不僅日本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在太平洋上奪得或占領的一切島嶼都必須予以剝奪,而且日本從中國掠奪的滿洲、臺灣、澎湖等領土也必須歸還中國,甚至琉球主權也不應該再屬于日本(美國總統羅斯福在開羅會議期間會晤蔣介石時曾兩次主張琉球回歸中國,但因蔣主張由中美共管琉球而不了了之)。因此,釣魚島作為臺灣的附屬島嶼理應與臺灣一起于1945年10月25日正式回歸中國;即使釣魚島如日本所稱是沖繩的一部分,二戰后它也不再屬于日本。1945年5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決定將包括琉球群島在內的北緯30°以南諸島從對日占領區劃出,置于美軍直接控制之下。不久,美駐琉軍政府頒布的第一號公告中的第二條規定,日本帝國政府停止在琉球群島行使一切權利[2]

                      但是,二戰末期美軍以高昂代價攻占沖繩并將釣魚島納入其控制范圍,虛弱且即將恢復內戰的“中華民國”政府無力也無暇從強大盟國美國手中要回孤懸海外的彈丸之地釣魚島,盡管提出了將釣魚島劃歸中國的要求。而且,戰后不久東西方冷戰隨即展開和朝鮮戰爭爆發,以致美國根本改變其東亞戰略及對日對華政策,美國在琉球和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也發生改變。1951年9月8日,在美國一手操縱下由戰敗方日本和戰勝方美國等48國(不包括拒絕簽字的蘇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簽訂的《舊金山和約》公然違反《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原則及《日本投降書》的規定,其第二條規定日本只是放棄掠奪的包括臺灣、澎湖在內的一切領土而非“物歸原主”(從而為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隨即正式提出的“臺灣地位未定論”補上了“法律依據”),而第三條規定北緯29°以南的曾被日本占領的“西南諸島”(含琉球群島與大東群島)、南方諸島(含小笠原群島、西之島及硫磺列島等)等島嶼由美國以聯合國名義托管,實際上是由美國單獨管理。而釣魚島被美日心照不宣地當作“西南諸島”的一部分,更被日本公開解釋為屬于沖繩管轄。這樣,出于其冷戰戰略需要,美國實際上違反其在《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的莊嚴承諾,出爾反爾,在琉球和釣魚島問題上橫插一杠子,使二戰結束后本該獨立的琉球和立即回歸中國的釣魚島都“合法地”落入了其囊中。美國代表杜勒斯還提出準許日本保留在琉球的“剩余主權”(又稱“潛在主權”)的主張,成為后來日本主張對琉球及釣魚島擁有主權的所謂“依據”。被無理排斥在舊金山和會之外的新中國政府于1951年8月15日和9月18日兩次發表聲明,對《舊金山和約》予以強烈譴責,理所當然地一直不承認其合法性,也不承認釣魚島是沖繩的一部分。然而,美國琉球軍事托管當局以琉球民政府的名義于1953年12月25日發布“第27號令”,擅自把釣魚島非法劃入琉球托管區域,釣魚群島中的黃尾嶼、赤尾嶼成為美軍轟炸訓練靶場。

                      《舊金山和約》違背了反法西斯聯盟“不與敵人締結單獨停戰協定或和約”和盟國一致原則的約定,是對盟國處置日本領土規定的否定,是非法的、無效的,更不能作為日本擁有釣魚島主權的歷史與法律“依據”。而且,美國濫用對新中國無法律約束力的片面的《舊金山和約》授予它的托管權,非法占領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并擅自將其納入它在琉球的托管范圍,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嚴重侵犯,完全違背了《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原則及它的相關國際承諾,埋下了今日中日釣魚島爭端的種子。

                      倘若美國信守它在《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的承諾,釣魚島在二戰后就回歸中國了。但是事實上,在20多年的冷戰前期,美國“扶日反蘇反華”戰略決定了它在琉球及釣魚島問題上偏袒日本。1962年,美國總統肯尼迪甚至公開承認日本對琉球群島的完全主權。

                      20世紀60年代末期,隨著美日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和越南戰爭使美國在與蘇聯的全球爭霸中陷入戰略被動,剛上臺的美國尼克松當局決定實施讓日本等亞洲盟國承擔更多防務責任的亞洲新政策,以實現美國在亞洲的戰略收縮,從而扭轉其全球戰略被動。日本乘機向美國提出歸還沖繩及釣魚島這一既違法又無理的要求。但是,在日本同意美國繼續在沖繩駐軍、支付3億2 000萬美元并在美日紡織品談判中讓步后,雙方于1971年6月17日達成《美日歸還沖繩協定》,并于次年5月15日把沖繩及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一并歸還日本,而對釣魚島的主權歸屬不明確表態,采取“主張由中日兩國協商解決”的模糊“中立”政策,也沒有明確1960年1月簽訂的《美日安全保障條約》適用于釣魚島。1971年9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麥克羅斯基說:“釣魚島問題應該由當事國解決”[3]。這一被稱為“中立”的政策實際上是偏袒日本,因為《波茨坦公告》第八條明確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決定的其他小島之內。美國作為《波茨坦公告》的四大當事國之一,無權單獨決定琉球和釣魚島屬于日本領土,因而也無權把它們“交還”給日本。如果說美國把釣魚島納入其托管范圍而沒有讓它回歸中國是個嚴重錯誤,那么美國把它連同沖繩“歸還”日本就是錯上加錯。因此,美國拿中國領土釣魚島與日本做交易的國際違法行為立即引起海峽兩岸及海內外華人的強烈抗議和第一波保釣運動。由于當時美國既要拉攏日本以強化美日同盟,又不愿意過分傷害其盟友“中華民國”,加上美國當時已經決定與中國大陸和解以對抗蘇聯,于是美國使出“文字游戲”的花招,在中日之間玩弄模糊的“平衡”,以安撫海峽兩岸和全球華人。美國政府于1971年10月表示:“美國認為,把原從日本取得的對這些島嶼的行政權歸還給日本,毫不損害有關主權的主張。美國既不能給日本增加在它們將這些島嶼行政權移交給我們之前所擁有的法律權利,也不能因為歸還給日本行政權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權利……對此等島嶼的任何爭議的要求均為當事者所應彼此解決的事項。”直到現在美國在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上仍然持所謂“不選邊站”的立場。2012年9月美國國會調查局發布一份關于釣魚島問題的報告稱,1972年美國政府委托國會批準《美日歸還沖繩協定》時表示,“把釣魚島行政權交給日本,并不意味著美國對于這些島嶼的主權主張有任何傾向”。美國出于“以華制蘇”和“以日制華”而在中日之間搞“平衡”,實際上支持了日本、牽制了中國大陸、傷害了“中華民國”。因為美國明知釣魚島屬于中國而非日本,卻在其主權歸屬上不持立場,是罔顧國際正義,而且擅自把其行政管轄權歸還日本,豈非荒唐?日本對釣魚島沒有主權,哪來對釣魚島的治權?因此,美國這一表面上“中立”實際上嚴重偏袒日本的行為理所當然地引起包括臺灣在內的全中國的反對。1971年12月30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重申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強烈譴責美日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違法行為。而“中華民國”政府早在美日簽約之前的1971年3月15日就向美國發出外交照會,重申釣魚島是臺灣的附屬島嶼,要求美國結束對釣魚島的施政權后把它歸還給“中華民國”,反對美國私自把釣魚島交給日本。美日公然違反國際法,拿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私相授受,是繼美國托管釣魚島后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再次嚴重侵犯,導致了中日釣魚島爭端和“戰敗國日本占據戰勝國中國的領土釣魚島”之咄咄怪事!可見,雖然日本是中日釣魚島問題的始作俑者和挑起爭端的罪魁禍首,但是美國無疑是促成這一爭端的重要外部因素。

                      但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實際上是美日抗擊蘇聯霸權主義的準盟友,而且開始改革開放的中國與日本的經貿、文化社會關系日益密切。因此,雖然二戰后不久中日釣魚島爭端的種子就由美日共同埋下了,而且因20世紀60年代末其周圍海域豐富的油氣資源被發現而開始發芽,但是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沒有成長的充分條件,在冷戰后期基本處于蟄伏狀態。

                      二、冷戰后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進一步偏袒日本(www.ytxjwl.com)

                      冷戰結束后初期,美國在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上維持所謂“中立”立場,仍沒有明確把釣魚島納入《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適用范圍。1996年9月11日,美國政府發言人伯恩斯發表聲明稱:“美國既不承認也不支持任何國家對釣魚列島的主權主張。”同年,美國駐日大使蒙戴爾在接受《紐約時報》等采訪時表示:關于(釣魚島)群島的主權,美國不站在任何一邊,美軍不會因為“日美安全條約”而被迫介入釣魚島糾紛;“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不適用于釣魚島”。但是,在經歷了1995—1996年的臺灣海峽危機后,隨著中國國力不斷增強,美國逐漸把中國確定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因而在逐漸升溫的釣魚島問題上更偏向日本,以制衡中國崛起。美日通過1996年發表《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和1997年制定《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強化軍事同盟后,日本要求美國將防衛承諾擴大到釣魚島,試圖把美國拉入到釣魚島爭端中。于是美國從1997年開始明確表示釣魚島適用《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第5條:“各締約國宣誓在日本國施政的領域下,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擊,依照本國憲法的規定和手續,采取行動對付共同的危險”。2001年12月12日美國助理國務卿福特表示:“一旦釣魚島遭受攻擊,美國有可能對日本提供支持”;“美日關系對美國的國家利益來講是至關重要的,只要是與日本有關的糾紛,美國多少會插手進去”;“在考慮美國的亞洲政策時,沒有什么比對日政策更重要的了”;“這不僅是個關系深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涉及美國的國家利益”。2004年2月2日,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在訪問日本時表示:“施政權所涉及的范圍都適用于安保條約,在美日安全條約中,日本施政下的領域一旦受到攻擊,那將被視為對美國的攻擊。”2004年3月23日,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艾利里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日美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2010年9月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發生之后,美國多次表示釣魚島包括在日美安保條約”適用范圍之內。9月23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日美外長會談時表示:釣魚島是《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適用對象,但是美國并不對事件本身發表見解,希望中日兩國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2012年7月,希拉里再次向日方承諾釣魚島適用于《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方針沒有改變。同年9月17日,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訪問日本時也表示《美日安全保障條約》適用于釣魚島,但同時希望中日雙方和平解決問題。2012年12月初美國參議院通過的《2013年國防授權法》修正案的補充條款規定,美國對釣魚島最終主權不持立場,但承認日方對該島嶼的行政管轄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第5條的適用對象。2013年1月18日,希拉里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會談時再次做出了這一承諾,并首次公開“反對任何尋求破壞日本對釣魚島管轄權的單方面行為”,是迄今為止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對中國最強硬表態。4月15日和25日,美國新任國務卿克里和參聯會主席鄧普西先后在東京表示《美日安全保障條約》適用于釣魚島。4月29日,美國新任國防部長哈格爾華盛頓會晤日本防務相小野寺五典時也重申了美國的這一立場。

                      由此可見,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尤其是2010年美國開始“重返亞洲”以來,雖然美國仍然沒有公開承認日本對釣魚島擁有主權,但是它堅稱日本對釣魚島擁有行政管轄權,并反復宣稱《美日安全保障條約》適用于釣魚島,明確反對任何旨在改變日本對釣魚島行政管轄權的行為。冷戰時期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就一錯再錯,而今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公然袒護日本,已毫無“中立”可言。美國的不公正立場強化了美日同盟,不僅有悖于其自詡的“國際領袖”的公正形象,損害中美關系,而且縱容了日本的擴張冒險行為,加劇了中日關系惡化,危及東亞安全與穩定。可見美國是中日釣魚島爭端激化的“幕后黑手”,是今日東亞安全局勢緊張的根源。

                      美國關于中日釣魚島問題的立場從冷戰后期的模糊性“中立”演變為21世紀公開偏袒日本,是由其維護霸權的全球戰略目標決定的。冷戰后期,美國“聯華抗蘇”的全球戰略與“以日制華”的亞洲戰略決定了它當時在中日釣魚島問題上持所謂“中立”立場。冷戰后,隨著中國快速崛起,美國在其一貫的冷戰零和思維與護霸目標影響下,決心對中國實施戰略防范、遏制與威懾,以保護其亞洲盟友,從而維護其亞太霸權。因此,美國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公開偏袒日本毫不奇怪。尤其是伊拉克戰爭結束后,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強化在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部署,其亞洲“再平衡”戰略需要得到日本的堅決支持,在東亞導彈防御系統上需要日本的密切合作。而日本為了在與中國的釣魚島爭端中獲得美國的堅定支持,乘機把美國的支持與它參加導彈防御系統掛鉤,成功地將中日釣魚島爭端推入美日對華遏制的戰略框架內。

                      三、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矛盾”立場并不矛盾

                      國內外許多人認為美國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的立場前后矛盾。比如美國凱托學會高級研究員卡彭特認為美國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自相矛盾:“因為《日美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的唯一方式就是美國將它視為日本領土。我不知道美國如何能對它的立場自圓其說”;“如果華盛頓真的在爭端的實質上持中立立場,也就是說我們不會選定這些島嶼是屬于中國還是日本,那么顯然《美日安保條約》現在不應包括釣魚島。”如果說冷戰時期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具有“中立”外表,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美國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的立場則是一貫、堅定和明確的,那就是堅決支持日本侵占中國釣魚島。就是因為這一立場,美國回避甚至拒絕承認《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2013年5月30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在回答中國記者“美國是否承認《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的提問時稱,“由于這涉及釣魚島領土歸屬,美國不直接回應。”顯然,美國既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不持立場又承諾“依法”保衛日本對釣魚島的實際管轄權,無論從國際法還是從美國國內法的角度看,都相互矛盾。從國際法角度講,治權根本上必須以主權為前提和基礎。既然釣魚島的主權不屬于日本,它對釣魚島的所謂管轄權就沒有依據。美國當年擅自把釣魚島交給日本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不能成為日本管轄釣魚島的依據。從美國國內法律角度看,1960年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和1971年的《美日返還沖繩協定》先后由美國國會批準生效,但兩者關于釣魚島的規定有矛盾:前者要保衛日本管轄下的釣魚島,而后者不承認釣魚島屬于日本。但是,美國這一在法理上自相矛盾、根本站不住腳的荒唐立場,在今日美國的東亞霸權戰略中非但不自相矛盾,反而相互配合,可謂操縱中日爭斗的一招“妙棋”。換言之,美國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所持的立場雖然違背法理,但是完全符合美國的強權邏輯和霸權目標。

                      美國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所持立場的依據是公然違反《波茨坦公告》的、片面的《舊金山和約》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這符合二戰結束以來美國霸權的一貫邏輯。重申《開羅宣言》之原則的《波茨坦公告》是最終結束二戰的基本國際法文件,其原則理應得到全面遵守,以奠定戰后東亞太平洋國際秩序的基礎。然而,戰后美國霸權地位的確立、護霸戰略的實施和東西方冷戰的全面展開要求美國拋開《波茨坦公告》的原則,另立一套以它為中心的東亞太平洋國際秩序。這一通過遏制共產主義維護美國資本主義霸權的國際秩序在東亞太平洋地區就奠基于由《舊金山和約》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等多邊和雙邊條約體現的所謂“國際法依據”之上。為了維護霸權地位和追求霸權利益,一方面憑借強權繞開甚至拋棄、踐踏對其強權行為構成限制的國際法,另一方面利用霸權創設便于其推行強權的新的“國際法”,這就是二戰結束以來美國霸權的基本邏輯。依據《開羅宣言》,日本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在太平洋上奪得或占領的一切島嶼都必須予以剝奪,朝鮮必將獨立,日本從中國掠奪的滿洲、臺灣、澎湖等領土也必須歸還中國。至于戰后琉球的主權歸屬和實際控制,由于中美在開羅會議上沒有達成一致,而且美國對日本明治維新后向西方開放持歡迎態度,因此《開羅宣言》有意作了回避,否則它應該這樣規定: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所強占的一切領土都必須予以剝奪、物歸原主或準許獨立。盡管如此,琉球也不再屬于日本,因為《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決定的其他小島之內。也就是說,日本戰敗投降后,釣魚島理應隨臺灣一起回歸中國,即使按日本的說法它屬于琉球,它也不再屬于日本,因為四大國并沒有決定琉球屬于“吾人決定的其他小島”。但是,為了扶植日本以遏制蘇聯和新中國從而維護其霸權,美國就設法使琉球不最終脫離日本,使釣魚島不回歸中國,那就要求美國不能完全兌現它在《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的承諾,要求日本不能完全履行其在投降書中的責任。于是,美國決定拋開反法西斯盟友中蘇,利用對日和會另搞一套,片面的《舊金山和約》及反蘇反華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就應運而生了。關于臺灣與澎湖,《舊金山和約》把《開羅宣言》中的“歸還給中華民國”改為“日本放棄”,以強化“臺灣地位未定論”并使之“合法化”。關于被日本強占的太平洋島嶼,《舊金山和約》把《開羅宣言》中的“予以剝奪”改為“由美國托管”,并把其中的“西南諸島”中的琉球群島明確劃歸美國托管范圍,甚至認為日本在琉球有“剩余主權”。美國3年后私自將釣魚島納入其琉球托管范圍。這樣,美國不僅拋開中蘇擅自決定琉球屬于日本,而且迎合日本,把本該回歸中國的釣魚島與琉球扯在一起,并在后來一并交給日本,從而嚴重違背了《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原則及反法西斯同盟“不與敵人單獨媾和”的約定。而且1960年1月美國通過與日本修訂與《舊金山和約》同日簽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又以軍事同盟的方式保證琉球和釣魚島為日本所控制,以此確保日本在其東亞霸權戰略中充當反蘇反華的鷹犬。

                      按照美國霸權戰略的邏輯,在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中國快速崛起和東亞頭號盟友日本明顯衰落的形勢下,其霸權的維護需要中日關系惡化和它“援日制華”。21世紀初,中國經濟加快崛起,而美國經濟相對衰落,日本經濟乃至國勢繼續萎靡,但中日經濟貿易關系更加密切,雙方準備與韓國一起組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東亞國際關系格局的新變化令美國擔憂。為了阻止以中日經濟聯合為核心的東亞經濟一體化這一美國東亞霸權的噩夢成為現實,美國在經濟、政治、安全領域設法挑撥中日關系,尤其是繼續在中日釣魚島問題上“做文章”,通過“加熱”釣魚島爭端以惡化中日關系,通過進一步偏袒日本以防范、遏制中國,即在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上繼續“不選邊站”的同時,公然宣稱《美日安全保障條約》適用于釣魚島。由于“9·11”事件引發的全球反恐戰爭尤其是伊拉克戰爭和華爾街金融海嘯加快了美國的相對衰落,加上2009年9月上臺的日本鳩山內閣以強化中日關系的“東亞共同體”倡議和試圖實現對美自立的“緊密而平等的美日新關系”倡議向美國“逼宮”,因此在內外交困中上臺的奧巴馬當局被迫決定大幅調整以反恐為中心的美國全球戰略,加快戰略東移,實施對華新戰略,實現亞洲“再平衡”。于是,作為東亞兩強的中國和日本同時在美國新亞太戰略中的地位顯著上升,不同的是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地位更突出,而日本作為首要盟國的作用更加重要。這一大背景決定了中日關系以2010年9月釣魚島撞船事件為標志發生轉折性變化,釣魚島問題這一中日關系中的“不定時炸彈”的危險性大增,終于在2012年9月11日引爆了最新一輪的中日對抗。此次釣魚島危機發生后,長期作為釣魚島問題背后“影武者”的美國不時現身“滅火”,擺出一副堅決維護東亞和平穩定的姿態,要求中日雙方和平解決爭端,既反復強調對釣魚島主權不持立場的“陳詞濫調”,又反復宣稱《美日安全保障條約》適用于釣魚島,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日本對釣魚島行政管轄的行動,甚至暗示一旦釣魚島遭到攻擊就對日本實施軍事援助。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美國釣魚島政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反映了美國東亞護霸戰略的如意算盤:宣稱在釣魚島主權歸屬上不持立場,既能顯示美國在國際爭端中“不偏不倚”的公正性,從而凸顯美國作為“仲裁者”的“合法性”與獨特地位,又能讓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長期爭斗,從而既有利于維護其老大地位,又為其亞洲“再平衡”戰略和必要時介入爭端提供口實和必要性;而宣稱《美日安全保障條約》適用于釣魚島,既可強化美日同盟以防范、遏制中國,維護其霸權,又可威嚇中國動武以免出現災難性事態,從而確保中日、中美斗而不破,維護其主導下的東亞安全秩序。

                      美國這一“矛盾”立場的“高明”在于:宣稱對釣魚島主權不持立場可吊中國的胃口,以免中國對美國必要時向日本施壓的希望徹底破滅,而承認日本在釣魚島的“治權”可以在自己認為必要時“合法”介入釣魚島沖突;但什么時候日本對釣魚島的“治權”被認為遭到了威脅,完全由美國根據中美日三角博弈及自己的戰略需要而定,中日在被動地相互消耗中讓美國坐收漁利。假使美國公開宣稱釣魚島主權屬于日本,那么不僅沉重打擊美臺關系,而且中國大陸怒不可遏可能導致中美關系破裂,而被慫恿的日本會更加猖狂以致鋌而走險,兩種情形皆會使東亞安全陷入災難,從而威脅美國霸權。倘若美國不強調《美日安全保障條約》適用于釣魚島,它擔心會向中國發出錯誤信號,使其發生戰略誤判,以致在其軍力對日明顯占優時發動奪取釣魚島的戰爭,而自己則會陷入是否軍事介入的兩難困境,從而即使東亞陷入大災難,又損害其霸權。

                      天天爱天天做天天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