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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釣魚島問題的歷史由來_時事熱點問題聚焦

                      時間:2020-10-22 百科知識 聯系我們
                      中日釣魚島問題的歷史由來_時事熱點問題聚焦

                      一、釣魚島及其重要價值

                      釣魚島通常指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位于我國東海,在臺灣基隆市東北約190千米,距溫州市約356千米,距福州市約385千米。釣魚島雖然距琉球群島比距離臺灣近,但相隔深深的沖繩海槽,從地質結構上講屬于臺灣而非琉球的附屬島嶼,而且其附近海域是臺灣漁民的傳統漁場。釣魚島列島由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北小島及三個小島礁組成,總面積約6.3平方千米,其中釣魚島最大,面積4.4平方千米,海拔約362米。因無淡水,島上長期無人居住。

                      釣魚島具有非常重大的軍事經濟價值。釣魚島是中國東海大陸架的一部分,也是臺灣島向東北方向的地理延伸,還是連接琉球和大陸及臺灣的海上橋梁,其重要軍事意義和地緣戰略價值在于它是東海的一個戰略要沖和保衛中國東南沿海的一個戰略屏障,也是所謂“第一島鏈”的重要一環。若中國徹底失去釣魚島,中國東海門戶就開了一個大口,美國日本就把對華軍事遏制推進到東南沿海,中國海洋安全乃至國家安全將受到巨大影響,海洋強軍戰略會受到嚴重掣肘。這就是中國發誓捍衛領土主權這一核心國家利益的根本原因。同時,釣魚島具有重大海洋經濟價值。1968年,聯合國亞洲經濟委員會在臺灣海峽以北的海底資源勘探中發現包括釣魚島在內的東海海域蘊藏著豐富的油氣資源。依據1958年通過的聯合國大陸架公約,大陸架是國家領土的自然延伸,若兩國共享一個大陸架,則按中間線劃分。中國和日本并不共享一個大陸架(中間被沖繩海槽隔斷),而釣魚島正好位于臨近沖繩海槽的大陸架邊緣,因此屬于中國。而且,按照1982年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島嶼就是國土,其周邊200海里海域屬于島嶼所有國的專屬經濟區。這使日本對中國非常“眼紅”,這就是它處心積慮、千方百計強占釣魚島并宣稱絕不放棄的重要經濟原因。

                      二、釣魚島自古為中國固有領土

                      中國早在明朝就有關于釣魚島的歷史文獻記載。日本稱釣魚島屬沖繩縣管轄,但日本的沖繩縣在距今約125年前曾是獨立的琉球國。日本在19世紀70年代吞并琉球國之前,中國曾與琉球國有過約500年的友好交往史,這期間中國最先發現并命名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早在1403年(明朝永樂元年)的《順風相送》一書中就有關于“釣魚嶼”的記載。

                      中國從明太祖開始向琉球派遣冊封琉球王的使節。1534年明朝第十一次冊封使陳侃所著《使琉球錄》中有記載他們與琉球使者并舟同赴琉球的文字:“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順流而下亦不甚動。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一晝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相及矣。在后,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達于家。”古米山又稱姑米山(島),即現在沖繩的久米島;夷人指當時船上的琉球人。文中琉球人見古米山而“歌舞于舟”的歸家之喜清楚地表明,當時的琉球人認為只有過了釣魚島,到達久米島后才算回到了自己的國家,而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等則根本不屬于琉球。

                      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憲編纂的《籌海圖編》一書中的“沿海山沙圖”,標明了中國福建省羅源縣、寧德縣沿海各島,其中就有“釣魚嶼”、“黃尾山”和“赤嶼”等島嶼。可見早在明代,釣魚島就已被作為中國領土列入中國的防區。

                      此后,1562年明朝冊封使郭儒霖在《重編使琉球錄》中稱,“閏五月初一日過釣魚嶼,初三日至赤嶼焉。赤嶼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風,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島)矣。”這段話更清楚地證實,當時中國已將釣魚列島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嶼即現在的赤尾嶼作為與琉球分界的標志。

                      清朝,中國與琉球的界線在釣魚島南面海槽一帶已成為中國航海家的常識。清朝第二次冊封史汪楫1683年赴琉球,寫下《使琉球雜錄》。該書第五卷中記載了他途經釣魚島、赤尾嶼后為避海難祭祀時,船上人告訴他船所經過的海槽(當時稱為“過郊”或“過溝”)即是“中外之界”。此后,1756年赴琉球的周煌在其《琉球國志略》第十六卷中也提到汪楫“問溝之意,曰中外之界也”,證實了“黑水溝”是“與閩海界”,以海槽相隔,赤尾嶼以西的釣魚島各島皆為中國領土。

                      1719年赴琉球的清朝康熙冊封使徐葆光所著《中山傳信錄》當時對日本及琉球影響極大。該書是經徐葆光在琉球潛心研究,與琉球地理學家、王府執政官等人切磋后寫成的,十分嚴謹可靠。它被譯成日文,成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資料來源。該書指出冊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從福州出發,經花瓶、彭佳、釣魚各島北側,自赤尾嶼達姑米山。書中又注出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鎮山”,即鎮守琉球邊關之山,而將現八重山群島的“與那國島”稱為“此琉球極西南屬界”。

                      可見,釣魚島至遲自明代起即為中國領土,明清兩朝政府一直視釣魚島為中國領土。直至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10月,慈禧太后還曾下詔書,將釣魚島賞給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作為采藥用地。此詔書中寫道:“盛宣懷所進藥丸甚有效驗。據奏,原料藥材采自臺灣海外釣魚臺小島。靈藥產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該卿家世設藥局,施診給藥,救濟貧病,殊堪嘉許。即將釣魚臺、黃尾嶼、赤嶼三島賞給盛宣懷為產業,供采藥之用。”(www.ytxjwl.com)

                      釣魚島自明代就屬于中國,這不僅是中國的立場,也是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教授經過嚴肅認真考證后得出的結論。井上清經過查閱歷史文獻,在1972年撰寫的《“尖閣”列島——釣魚島的歷史解析》斷定:釣魚島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無主地,而是中國領土。井上清稱,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開始以前,離開中國文獻而獨立言及釣魚島的文獻,在日本和琉球實際上一個也找不到。日本最早有釣魚島記載的書面材料是1785年林子平依據康熙冊封使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而著的《三國通覽圖說》的附圖“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島之圖”,也采用“釣魚臺”為島名(該名至今為臺灣沿用),并將它和中國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紅顏色標出,而久米島則同琉球一樣為黃褐色。1719年日本學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島志》一書提到琉球所轄36島,并不包含釣魚島。

                      1874年(中國清朝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因遭遇臺風而漂流到臺灣的琉球船民不幸遭臺灣原住民殺害,日本以此為由出兵攻打臺灣。開始時并不在意的清政府逐漸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于5月下旬派遣沈葆楨赴臺調查,辦理臺灣海防及對各國之外交事務。沈葆楨與日本代表大久保利通談判簽訂了《北京專約》,清政府承認日本出兵是“保民義舉”,等于承認琉球是日本的屬地,從而中止了清朝與琉球間的宗藩關系。1875年,日本大舉入侵琉球國,并強迫琉球國王停止向清朝政府朝貢。1879年,日本天皇政府將最后一位琉球國王尚泰劫持到東京,強行對琉球廢藩設縣,把琉球一分為二,北為日本領土,改稱沖繩縣,南為先島群島,屬大清領土。當時清政府內外交困,對此采取沉默和拖延之策,盡管琉球使者在總理衙門長跪不起。日本得寸進尺,乘機占領全部琉球群島,并實行殘暴的皇民化和殖民化統治,但當時釣魚島并不包括在琉球范圍內。因為在日本把琉球一分為二時向中國提交的有關琉球所屬36島地理范圍的資料中,未包括釣魚列島。換言之,當時日本官方認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不屬于琉球群島,因此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并未在日本吞并琉球時也移交日方。而且,1875年日本出版的《府縣改正大日本全圖》中也無釣魚島。1879年北洋大臣李鴻章與日本就琉球歸屬談判時,雙方仍確認琉球由不包括釣魚列島的36島組成。

                      早在1650年由琉球國宰相和最權威學者向象賢所著的《琉球國中山世鑒》也采用了明朝冊封史陳侃的記述,稱久米島是琉球領土,而赤嶼及其以西則非琉球領土。1708年琉球學者程順則所著《指南廣義》中稱姑米山為“琉球西南界上之鎮山”,即鎮守國界之意。1726年蔡溫所著《改定中山世譜》也指出琉球疆域內不含釣魚列島。琉球國當年獻給康熙皇帝的《中山世譜》的圖譜中也無釣魚列島。日本原國際貿易促進協會常任理事高橋莊五郎經考證認為,釣魚島等島名是中國先取的,其中黃尾嶼、赤尾嶼等固有島名明確無誤是中國名,與臺灣附屬島嶼——花瓶嶼、棉花嶼、彭佳嶼等相同。日本不用“嶼”作島名,而福建、澎湖列島、臺灣以“嶼”為名的島很多。

                      三、日本竊取釣魚島

                      日本最早“發現”釣魚島是在它吞并琉球并將其改為沖繩縣后的1884年,比上述中國文獻最早記載該島晚約500年。據日本史書記載,1884年日本福岡人古賀辰四郎發現久場島(即黃尾嶼)有大量信天翁棲息,可銷往歐洲,便于次年要求沖繩縣令允許其開拓,并在島上樹立標記,上寫“黃尾島古賀開墾”,日本政府因此稱釣魚島由日本人先占,此前是無主地。然而,根據日本官方檔案《日本外交文書》第十八卷的記載,1885年9月22日沖繩縣令西村根據日本內務省命令所作調查稱:“有關調查散在本縣與清國福州之間的無人島事宜,依先前在京本縣大書記官森本所接密令從事調查,概略如附件。久米赤島、久場島及釣魚島為古來本縣所稱之地方名……隸屬沖繩縣一事,不敢有何異議,但該島與前時呈報之大東島(位于本縣和小笠原島之間)地勢不同,恐無疑,系與《中山傳信錄》記載之釣魚臺、黃尾嶼、赤尾嶼等屬同一島嶼。若屬同一地方,則顯然不僅為清國冊封原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稱,作為琉球航海之目標。故是否與此番大東島一樣,調查時即立標仍有所疑慮。”此秘密調查說明,日本明治政府已了解到這些島嶼并非無主地,而是可能同中國發生領土爭議的地區。但日本內務卿山縣有朋等仍不甘心,要求再做調查,以利建立日本的“國標”,其理由是,這些島嶼雖與《中山傳信錄》所述相同,但清國只是借助這些島嶼作為識別航海方向之用,“并未發現其他清國所屬證跡”;關于島名,日、中有所不同,故無關宏旨。然而,調查結果反使山縣有朋不敢輕舉妄動了。1885年10月21日,日外務卿井上馨致內務卿山縣有朋信中稱:“經詳查熟慮,該等島嶼接近清國國境。與先前完成勘查之大東島相比,發現其面積較小,尤其是清國對各島已有命名,近日清國報章刊載我政府擬占據臺灣附近清國所屬島嶼之傳聞,對我國抱有猜疑,且屢次引起清政府之注意。此刻若公然建立國標,必遭清國疑忌,故當前宜限于實地調查及詳細報告其港灣形狀、有無可待日后開發之重要物產等,而建國標及著手開發等,可待他日見機而作。”他叮囑不宜將日方秘密調查公諸報端,而要暗中進行,以免引起中國及國際上的異議或反對。同年11月24日,沖繩縣令西村將奉命調查結果稟報內務卿,要求給予指示:“建立國標一事,如前呈文,未必與清國完全無關,萬一發生糾紛,如何是好。”翌日,內、外務兩卿聯名下令:“切記目前不可建(國標)。”顯然,當時日本帝國雖然加緊擴軍備戰,伺機侵吞朝鮮,并最終與清政府決一雌雄,但是不愿“打草驚蛇”。到1893年日本沖繩縣知事要求將釣魚島等劃歸沖繩縣時,日本明治政府仍然以拖待變,直到次年甲午戰爭爆發時,它因尚無獲勝把握而仍以“該島究竟是否為帝國所屬尚不明確”為由而加以拒絕。

                      然而,1894年11月底,日軍占領旅順口,將清軍北洋水師封鎖在威海衛內,日本確信已勝券在握,打算迫使中國割讓臺灣作為媾和條件,并秘密竊取了釣魚列島。同年12月27日,日本內務大臣野村靖發密文給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稱:關于在“久場島”(黃尾嶼)、“釣魚島”建標樁一事,雖已下令暫緩,“但今昔形勢已殊”,對這些島嶼“需加管理”,故應重議此事。這次外務省未表異議,并稱“請按預定計劃適當處置”。1895年1月14日,日本通過內閣決議將釣魚列島劃歸沖繩所轄,建立標樁。釣魚島就這樣被日本竊取了。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署《馬關條約》,中國被迫割讓臺灣及其附屬島嶼,釣魚列島在法律上開始屬于日本。1900年,日本政府把中國沿用了幾百年的釣魚列島的名稱改為“尖閣群島”。

                      為了給竊取釣魚島辯護,日本以釣魚島是“無主地”作為占領該島的國際法依據,但完全站不住腳。釣魚列島最先由中國發現、命名、記載,且從明朝時起就作為海上防區納入中國統治范圍。而且,日本在甲午戰爭前10年間就了解這一事實,其對釣魚島并非“先占”,而是暗奪,因為日本當年是偷偷地把釣魚列島劃歸沖繩縣,事后也未向外界宣布。在1896年3月5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關于沖繩縣郡的組成令》中也未提釣魚列島。

                      日本政府還辯稱,《舊金山和約》未將釣魚列島包括在第二條所規定的日本應放棄的領土之中,而是包含在第三條規定的被置于美國托管之下的領土范圍內,所以美國將托管地區交還日本后,釣魚列島當然是日本領土,而且中國對此從未提出異議,表明中國并未認為釣魚列島是臺灣的一部分,只是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在東海大陸架發現豐富油氣資源后,中國才提出擁有釣魚島主權。這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1945年7月26日由中美英共同發表、蘇聯后來加入的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強調,“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既然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它就必須放棄所攫取的包括作為臺灣所屬島嶼的釣魚列島在內的所有中國領土,不能以本身違反這一原則的片面的《舊金山和約》作為依據,更不能擅自把釣魚列島納入美國托管范圍。而且1950年9月18日,周恩來外長發表聲明稱《舊金山和約》是非法、無效的,中國絕不接受。至于經常被日本用作擁有釣魚列島主權之另一法律依據的美日《關于琉球諸島及大東諸島的日美協定》(俗稱“美日歸還沖繩協定”),不僅本身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侵犯,而且也沒有承認釣魚列島主權屬于日本。

                      日本《產經新聞》曾經登出1920年5月20日“中華民國”政府駐長崎領事的一封“感謝信”,稱以此可推翻中國關于釣魚島的主張,因為信中提到“中華民國八年福建省惠安縣漁民郭和順等31人遭臺風遇難漂泊至日本帝國沖繩縣八重山郡尖閣列島內和洋島”,并稱這是中國“承認過尖閣列島是日本領土最有力的證據”。這一觀點經不起推敲,這份所謂“感謝信”不足為據。日本在通過《馬關條約》霸占中國臺灣前夕就竊取了釣魚島,并在5年后改名為尖閣列島,那封“感謝信”只反映了當時一些人在日本立場影響下的錯誤認識,根本不能用來證明釣魚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比如1941年,同在日本統治下的沖繩與臺灣曾發生釣魚島漁業糾紛,東京法院將釣魚島判給“臺北州”管轄。可見,當時日本法律并未承認釣魚島屬于沖繩。

                      日本還以中國出版的地圖也使用過“尖閣列島”或未標明釣魚島作為它是日本領土的根據之一。在中國歷史地圖上,清朝時釣魚島曾標明為釣魚臺。在日軍占領時期中國出版的地圖上,釣魚島曾被迫改為“尖閣列島”或未加以注明,例如當時上海《申報》出版的中國《新地圖》。戰后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個時期印制的有些中國地圖仍沿用這一做法。但是,這些決不能證明釣魚列島屬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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