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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結》之后的爭論_智慧與正義

                      時間:2020-08-31 百科知識 聯系我們

                      終結》之后的爭論_智慧與正義

                      《意識形態的終結》出版之后在學術界尤其是思想界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右翼思想家們對它表示了熱烈歡迎,而左翼思想家則對它提出了激烈批評。并且這場爭論仍然在繼續之中。批評家哈瓦德·布里克(Howard Brick)對這場爭論作了這樣的評論:“確實地,‘意識形態的終結’逐漸地承載起了隨后幾年知識界熱點問題的分量:什么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前景和局限;激進運動美國何以必敗無疑;知識分子應該對其國家和文化擔負起什么責任;知識分子應該對現存的社會關系采取什么樣的姿態——究竟是敵對的姿態還是肯定的姿態,在何種程度上知識分子在得勢精英的唆使下共同犯了濫用權力的錯誤。”經過28年之后,貝爾在“重讀《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文中對思想界對他的著作的各種批評進行了歸類。他把它們歸結為五個不同層面的批評:

                      1.《意識形態的終結》是對現狀的辯護。

                      2.《意識形態的終結》尋求用由專家制定的技術治國方略代替社會上的政治爭論。

                      3.《意識形態的終結》尋求用輿論代替道德話語。

                      4.《意識形態的終結》是冷戰工具。

                      5.《意識形態的終結》已經被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事件所證偽。那些事件證明,激進主義和意識形態在西方社會和第三世界獲得了新的高漲。[16]

                      對于上述批評,貝爾一一作出了反駁。貝爾認為,這些批評都沒有對其有關結構變化的基本分析提出挑戰,那些變化危及到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馬克思主義關于西方社會的描繪和預言,關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和兩極化的階級沖突的不可避免性的信念。這些批評都沒有涉及這樣一個論點:對外政策不是“國內階級分裂的反映”,也不是大國之間經濟對抗的反映,而是民族與民族之間歷史沖突的結果。這些批評都沒有注意到在經濟力量性質方面的結構變化。在這些變化中,私有財產作為反對技術技能的一股力量所起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小,或者說,作為社會的職業基礎,“工薪階級”的興起取代了“無產階級”。如布里克指出的那樣:“顯然地,沒有一個貝爾的批評家直接地對其核心論點提出了挑戰:社會主義已經不再相關于西方工業社會的問題。”

                      首先,貝爾否認存在著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否認某個單一的模式適用于解決一些極其復雜的社會問題。貝爾回避某個單一的概念術語(如“資本主義”),回避對相關的復雜問題作出分析性區分。這些分析性區分幾乎貫穿于本書關于結構變化的每一次討論中。因此,批評家們很容易把他的非整體性分析當做批判的對象。

                      其次,《意識形態的終結》之所以引起重大反響,還因為它觸動了西方知識分子自身的狀況。在對浪漫的激進主義感到悲觀絕望因而拋棄它成為一種基本格調的情況下,許多批評家從那本書中憤怒地讀出了自己的推測,便順理成章地對它作出了自己的反應。他們推測道:假如承認了“意識形態的終結”,那么知識分子“將無法扮演作為獨立批評家和觀察家的角色”。也就是說,它將剝奪知識分子的生存權。因此它同福柯關于普遍性知識分子的衰落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個話題直接引申出了關于“人的死亡”、“理性的死亡”、“烏托邦的消解”等話題。

                      第三,貝爾認為,關于《意識形態的終結》是在為現狀作辯護的論斷是無的放矢的。貝爾認為,沒有一個社會是整齊劃一的,任何一個單一的術語,諸如“資本主義”,都無法包容社會的不同維度:由勢均力敵的集團所組成的信奉著不同價值觀念和推崇著不同權利主張的民主政體、復合經濟、福利國家、社會團體的多元差異、不同因素融合而成的文化、法律體系,等等。其中沒有一個維度直接地依賴于其他維度。民主政體雖然不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但是在司法體系和社會的自由和權利傳統中具有其獨立的根源。由于技術的發展,而不是社會關系的發展,職業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公民權利的擴張——在過去幾十年里黑人進入政治舞臺的過程就是證明——并不是依賴于經濟上的階級沖突。不過,《意識形態的終結》確實提倡過在社會民主方向上的“逐漸”變革,并且在這一點上呼應了或預示著后來的《歷史的終結》的論題。

                      第四,貝爾認為,斷定《意識形態的終結》鼓吹對社會實施技術治國的方略,即,從社會學角度杜撰出一個“資本主義的偶像”同樣是無效的。貝爾在《意識形態的終結》中的一些章節(尤其是“工作及其不滿”一章)對生活的理性化,對韋伯考慮問題的思路,感到了悲哀,其半數以上文章致力于對各種理論進行詳盡的探討。其目的不僅是為了揭露它們對經驗事實的歪曲,而且是為了證明,在觀察事實的過程中,在從事社會分析時闡述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理論扮演著必不可少的推測性角色。貝爾既承認社會政策離不開經驗依據,又堅持在形成政策的過程中原則、價值取向以及政治學必要作用的首要性。

                      第五,貝爾還反駁了由哲學家亨里·艾肯(Henry D.Aiken)提出來的關于意識形態的終結意味著“在政治生活領域道德話語的終結和融貫的‘實用主義’話語的開始”的指責。艾肯把貝爾稱作“修辭學的終結”[17]的意思曲解為“雄辯的終結”、“道德判斷的終結”、“哲學陳述的終結”、“政治抽象的終結”、“詩歌的終結”(因為自從柏拉圖以來,理性主義者一直害怕詩歌)、“形象語言的終結”,并因此指責貝爾提倡一種享樂主義及時行樂的哲學。貝爾認為,艾肯之所以會有這種誤解,是因為他把意識形態的終結等同于實用主義了,而實用主義是對立于政治話語和第一原理的。為此,貝爾辯護道,像艾肯之類的誤解都緣于他們混淆了政治哲學和政治意識形態。

                      第六,貝爾承認,由米爾斯(M ills)作出的尖銳而嚴厲的攻擊具有轉折性意義。米爾斯稱《意識形態的終結》是“對于冷戰的慶賀”。1960年,左翼激進分子米爾斯寫了一封著名的“寫給新左派的信”,發表在英文版的《新左派評論》上。他在信中聲稱,“意識形態的終結”是“歷史的過時的”;作為變革的代理人,工人階級是“歷史的過時的”;并且,一種新的力量,“一個贊成變革的可能是直接地激進的代理人”,正在崛起,它就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因此,激進主義在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的高漲似乎否證了《意識形態的終結》的主題。其強度、其憤怒、其言語、其對于激進變革的呼吁,所有這一切似乎都預示著意識形態的一個新局面。

                      對于米爾斯的這種批評,貝爾作了反駁。貝爾認為,這種激進主義沒有涉及經濟問題,它甚至形成不了某種前后一致的政治哲學。因此,它是道德的和道義上的激進主義,而并不預示新的意識形態。貝爾看到,60年代和70年代的激進主義融合了四股不同的思潮:一種崇尚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的青年文化的出現,包括性和毒品;黑人權力運動的戲劇性崛起導致了在美國許多大城市漫延的燒殺和搶掠;“解放”運動的泛濫,以及自覺地聲明對立于西方的某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思想的傳播;激起學生強烈不滿的越南戰爭、大學生運動。

                      但是貝爾認為,所有這一切并不表明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另有一個新的占主導地位意識形態即將崛起。貝爾認為,因為人們在西方看到的不是一種政治現象而是一種文化(和代際)現象。如果說有一個單一的象征性的文告可以來規定這一現象的話,那么它將是1968年5月貼在巴黎大學的緊鎖著的房門上的那份著名的海報:“正在開始的這場革命不僅要對資本主義發難,而且要對工業社會發難。消費社會必須死亡。異化社會必須從歷史上消失。我們正在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一個難以想象的世界。”貝爾認為,在所有的這些騷亂中,不存在新的社會主義觀念、新的意識形態和新的綱領。人們看到的只是一些強烈的羅曼蒂克的渴望,那些渴望只是對于前幾代人向往的牧歌式田園生活的重溫而已。它是對理性的反動,對權威和等級秩序的反動,甚至是對文化的反動。

                      貝爾承認存在著一些實實在在的問題: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馬克斯·韋伯探討過的生活的理性化問題;已經不再擁有權威的過時的精英(包括大學教授)的特權問題;偽造的批量生產的文化的問題;當今的大眾文化的泛濫問題,并且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搖滾重金屬音樂本身是那種文化之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對于所有這些問題的解答不涉及意識形態。上述運動都是對于社會約束的反動。當個體進入新的官僚秩序世界時,這些約束是社會強加于他的東西。正如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盧德派機器破壞者對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工廠原理作出了反應一樣,貝爾把這些反動描述為后工業社會的第一次“階級斗爭。”[18]

                      總而言之,貝爾認為,在1968年的世界性大學生運動之后留下了試圖去探索新的意識形態的一代人。但是,并不是馬克思主義創造了激進分子;而是每一代新的激進分子創造了自己的馬克思。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在大學里,在出版界,在傳媒,尋找其位置的一代人在某種異端的馬克思主義中發現了它的意識形態:在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中,在重新被發現的盧卡奇的著作中,在安東尼奧·葛蘭西被公開的札記中。但是所有這些作者都一致地采用了文化批判,而不是經濟批判或計劃性批判。貝爾在當時深刻地預見到了在世界范圍里,革命的熱情正在漸漸地冷卻下來。一個全新的趨于保守的非意識形態的時代正在到來。這種觀念上和思想上對革命的“祛魅”確實有一點如黑格爾說的“姍姍來遲”,但它畢竟已經來到了。

                      參考書目

                      貝爾:《意識形態的終結》,張國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www.ytxjwl.com)

                      福山:《歷史的終結》,黃勝強、許銘原譯,遠方出版社,1998年。

                      亨廷頓:《文明的沖突》,周琪等人譯,新華出版社,1998年。

                      【注釋】

                      [1]羅蒂:《文化政治哲學》,張國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71~72頁。

                      [2]喬納森·H.特納:《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3]弗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遠方出版社,1998年。

                      [4]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新華出版社,1998年。

                      [5]我在前不久出版的一本書中指出:“由于西方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同西方知識界的左傾思想和右傾思想的爭論具有密切的聯系。并且,那股思潮同20世紀60年代在西方國家引發的學生運動和各種政治運動具有密切的聯系。因此,圍繞‘意識形態是否已經終結?’的問題而開展的爭論既構成了后來的后現代主義思潮的一個理論來源,又構成了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張國清:《后現代情境》,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64頁。

                      [6]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409.1988.

                      [7]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p.412.1988.

                      [8]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p.403.1988.

                      [9]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p.405.1988.

                      [10]貝爾在《意識形態的終結》中,多次引用了這一短語。他認為,共產主義運動是“既不生存于這個世界又不歸屬于這個世界”的運動,社會主義運動是“雖然生存于這個世界但是不歸屬于這個世界的運動”,而放棄了政治權力目標的勞工運動是“既生存于這個世界,又歸屬于這個世界”的運動。

                      [11]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趙一凡等譯,1992年,第21頁。

                      [12]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p.417~418.

                      [13]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p.418.

                      [14]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p.419.

                      [15]肯尼迪的這個演講發表在《美國總統公報》第234號,美國政府印刷局,第470~475頁,1963年;另請參閱: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419.

                      [16]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p.420~421.

                      [17]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p.406.

                      [18]Bell,Daniel:The End of Ideology,p.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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